因此，亲亲为仁，恻隐亦仁。

乔姆斯基说：普遍语法理论必须满足两项明显的条件。从既有的研究情形来看，汉语哲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，它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领域和方向。

人人具有一种生物属性：一旦接触了适量的经验，就有一套符合要求的语法会演化出来——按上述观点，研究的重点就应该是弄清这种属性。因此，人们关于古典思想的理解、阐释必定具有现代的意义。那么，人们就会追问，难道语言学就不考察和研究语言的意义吗？语言哲学的主流观点会提出如下的区别，语言学并不关注语言或句子的意义的真假问题，而后者正是语言哲学的中心课题。譬如，就参数而言，问题就是这些参数如何而来，参数集内部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，而这关系到一种具体语言的具体生成。西方哲学的若干文献之所以难以翻译成汉语，就是因为那些作者利用印欧语系语言特有的形态进行了思想的游戏。

从汉语哲学角度着眼，生成语法理论至少包含如下的启示和问题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作为一种新视野，一种新的方法，人们以此考察先前所熟知的现象和哲学问题时，这些熟知的现象和古老的问题就会别开生面，展现出独特的性质。个人的身体、心智、灵觉如何融会贯通。

谢谢您分享，我们通常都对奥运会、世博会的申办经历知晓得比较清晰，学术上同样竞争激烈。但是我们的人格发展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打破某种限制，成全发展自我，达到成己成人吗？这种突破在西方有一个词叫enabling-constraint，翻成中文是成就个人的限制。比尔·盖茨，世界首富，捐赠额高达400亿，世纪之交写了一本著作《21世纪的道路》，因为思想性不够，并没有流传。三，尽管如此，这些转化还是需要大家的努力，现在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方向性的机遇，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业，也不是一小批人能完成的，而是所有对儒学有真切了解的人必须努力的。

而21世纪本身就是对话的文明。我记得请时任世界哲学大会主席麦克布莱德（McBride）来北京讲座的题目就是《哲学的公共性》。

三，哲学本身必须全球化。这和个人的学术素养、国际威望有关，也和国家强大不无关系。但是2013年8月8日雅典申办的过程中，却经历了惊险一幕。发现其中有不少重叠共识。

我记得两年前，您把自己全部的私人中英文藏书、部分海外字画1.5万册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。这应该是一种积极的信号，更多的人在关注哲学，或者说他们期待世界哲学家们阐释中国话题。你看匹夫不可夺志也，就与孔子创造的如何做人、学习做人的全面发展密切有关。在一带一路、人类共同体的实践中展现中华文明的说服力 文汇：1980年代，您在哈佛时曾通过访学两次在大陆讲学，和国内老中青三代学者有深入的交流。

程颢也说：仁者浑然与物同体。心学为何有可能成为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 文汇：您提出精神人文主义需要把握四种关系，即自我、社群、自然与天道。

您也在随后的指导委员会换届选举中获得65票高票，共有100余人投票。我也非常希望中国有这样的机构，支持全球研究中国的学者。

因此，你可以说，此前的论域都是为精神人文主义做铺垫的。目前，举国上下提倡文化自信，这是好事。我一直听到一种对您的建议，但始终没机会听到您的直接回应。文汇：对于儒家的研究，李泽厚先生曾提出要从研究董仲舒、朱熹开始，但您认为孟子阳明的心学同样重要。因此，凡是有反思能力的人都会有哲学问题，并非只是为了追求真理，要过美好生活也需要有哲学反思。这两者是什么关系？ 杜维明：确实。

中国学人普遍更看重著书立说，所谓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，所以，一种声音说，杜先生忙于学术活动，何不静心著书，流传后人呢？您怎么看？ 杜维明：笔耕凝道重要还是争取话语权重要？我的选择是非常主动的。那时，是有相当程度的冒险的。

对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，的确是我一直有兴趣并关注的一个论域，2009年来到北大后，我也将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延续了下去，很多体现在嵩山论坛上，也体现在请不同的宗教大家来北大讲课，比如伊朗的伊斯兰教专家阿瓦尼（Gholamreza Aavani），俄罗斯的东正教专家赫鲁济(Sergey Khoruzhy)，美国的基督教专家斯维德勒(Leonard Swidler)等。目前很多方案都有很好的预期，关键在于如何实践，需要有民间的介入。

尤其在UCB，您受命组建了宗教系，而1981年回到哈佛后，1983年到1986年，您担任哈佛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，继续发挥了您在宗教领域的对话优势，可否和我们分享这段经历和感悟？ 杜维明：确实，因为关注轴心文明，我接触了较多的神学家。在8月8日这天，我们发现巴西要申办，并且动用了全国资源，旅游团举着标幅做着承诺游说。

那年，他刚入古稀，开始了艰难的学术创业。FISP作为1945年成立的国际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学术团体，有严格的流程和限制，能申办非常不容易。在国际上，要让其他国家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他国没有害处，要展示这个说服力。2005年，AAAS的机关报《代达罗斯（Daedalus）》创刊50周年时，选了13篇杰出论文，我的《文化中国：从边缘到中心》被选入，同期入选的都是各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文章。

在国内，政治领导力量要在各个领域宣示出公信度，使内部有充分的反馈系统，并有足够的气派将之变成制度，真正实践为人民的初心，从而避免中华民族在国际影响力上存在某些缺陷。更喜欢学科和学科之间的交流、交叉。

就个人而言，我把在FISP、IIP的被肯定，看作荣誉，更是责任。文汇：非常感谢您，耐心而详尽地阐释了精神人文主义的内涵。

20年努力，让世界哲学大会落户北京 文汇：受北大两任校长邀请，您2010年回北大坐镇高等人文研究院后，做了很多中外对话的工作，在国内学人看来，最大的贡献就是马上在8月份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（编辑注：8月13-20日）。我们的心态和基本的大原则应该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，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特色。

虽然全场掌声热烈，但论辩阶段依然遇到了很尖锐的提问，包括能否保证不出现雾霾，能否保持学术的独立性等等。孟子曰：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所以，一个人既是有主体性的，但他又是网络的中心点，因此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就无法分开。以后，从事哲学的学者就不会再说——我不研究宗教。

我们还和13到18个精英大学有合作，从中入选5-6个学者，我一般都参与半小时的面谈。陈来就来过三次，乐黛云等77、78级大学生中的精英大都来过。

比如，我并不是全用中文写，或者全用英文写，而是用双语写，这样就培养了我的双语思维，在意识深层做了很多比较工作，因此，这些观点在我脑海里是和平共存而交融的。我出生在昆明，在台湾长大，1960年代初在美国学习时，就有强烈要了解大陆的愿望。

有些哲学家是必须、应该接触的，但和非哲学领域学者的接触激发了我的很多灵感。我想，更多的人会理解您的精神人文主义，理解您为儒学寻求现代转化做出的表率，相信，这次世界哲学大会就是证明和新起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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